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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60年代知青脑海中格尔木印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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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格尔木在1954年后,曾经历了9年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,因进藏交通或矿藏勘察的原因,勘探普查专家、地质工程技术人员、部队驻军、管理干部等曾快速地向格尔木聚集。但这批人口在1961~1962年以后迅速地衰退,随着勘探工作或工程完工,部队老兵的离去,格尔木也在短期内急速萎缩。1965和1966年,近万名山东八市与西宁知青的到来,开始了这座“流动的空城”的农垦时期。1966年的格尔木,按照市志记录,人口31571人。

    公路的交叉点就是格尔木

    “即使进了格尔木县城,也是漫漫黄沙,一眼望不到边。”1966年4月,当又一批3200名青岛知青跋涉万里来到格尔木时,眼前的县城简陋到几乎只有公路边的几排土房子,点缀着孤零零的几颗杨树。知青李硕形容,“汽车开过,扬起一片烟雾似的浮土,呛得人直咳嗽,所有人都落得一身尘土”。柴达木盆地当时的交通主动脉为两条公路,一条是东西向的青新公路,从青海西宁抵达新疆叶城;另一条南北向的青藏线,与敦煌至格尔木的敦格公路重合,两条交通枢纽的交叉处,就是格尔木的所在地。当时的进藏物资,既可以经西宁到达格尔木,或者走兰新线的柳源到敦煌,再从格尔木到拉萨。

    知青们也学当地人的样子,叫这个交叉点为“大转盘”或“大十字路口”,格尔木的所有机关设置都能以“大转盘”为中心进行清晰的描述。

    当时大转盘的北面路口处,是与进藏联系最紧密的“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”(简称为“西格办”),跨越路北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。它形成了格尔木当地最大的一个独立系统,下属40个单位,其中有21个交通运输部门、4个汽车队、1个大型汽车修配队,再加上职工医院、家属大院、商场等配套设施。

    隔路相对的南面,则是同样规模庞大、占地几平方公里的部队驻地,包括解放军四总部、兰州军区、3405兵工厂等,陆军和空军在这里的团级以上单位近30个,还有兵站部22医院、部队汽车运输队营房等建筑。虽然占地辽阔,高墙大院里仍是一色的土平房。格尔木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给人留下的“汽车城”、“兵城”印象,直接源于这两大系统。1954年建政的城市,因进藏的特殊地理位置,实际上由两省(青海、西藏)三方(青海、西藏、部队)与几大大系统(市属、西格办、部队、铁路系统等)组成。“西格办”和部队系统就“驻守”在青新路两侧。

    60年代的格尔木县城,实际上是沿着青藏线格尔木段展开的。从昆仑山口流出的格尔木河,南北走向直达察尔汗盐湖,因此格尔木人习惯性地用“河东”与“河西”划分城市。1966年从山东济南市来格尔木的知青马国路,现在是格尔木市水务局局长。他说,当年格尔木的行政划分一共有三大块,一是部队,二是西藏驻格单位,另一块才是当时还是县级编制的格尔木。当时这三个行政单位的分布是与那条漫灌渠的位置为界线的,河的西岸是部队和西藏单位,东岸则是格尔木县。

    “河西”的人口聚集地就是“小岛工程团”,所属1966年青海省委批准成立的“农建12师”。“河东”则是县委机关、商场、汽车站的集中地,“河东”北部是“农建12师”的师部。所谓商场,知青路黎光的记忆中,“大约一两百平方米的面积,叫做格尔木贸易商店”,挨着这个商场,仅有一个小邮局,一个小照相馆,一个小饭店,一个理发店,一个旅馆,一个汽车站,与50年代的差异不大。汽车站通向西宁的长途车每天固定班次,到达敦煌和西藏的班车则不定时。总之,和消费相关的功能设施,“刚好一样一个”。

    1966年的格尔木,按照市志记录,人口仅31571人,其中还包括“西格办”、部队驻军这样的大机构。真正生活在县城中的常住人口“少得可怜”,当时电灯都还没有通到这里。格尔木在1954年后,曾经历了9年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,因进藏交通或矿藏勘察的原因,勘探普查专家、地质工程技术人员、部队驻军、管理干部等曾快速地向格尔木聚集。但这批人口在1961~1962年以后迅速地衰退,随着勘探工作或工程完工,部队老兵的离去,格尔木也在短期内急速萎缩。1965和1966年,近万名山东八市与西宁知青的到来,开始了这座“流动的空城”的农垦时期。

    马国路的印象中,当年河西是格尔木地区的所谓商业繁华区,而河东只有一条短短的街道,这条街道就是今天的金峰路。街虽短,可是从西头走到东头,却需半个小时,因为当时格尔木的人太少了,每走几步,你都会碰见熟人,得停下来和他们打招呼。街面上的建筑多为土坯房,在街道最西头,有一栋两层楼,这栋楼和河西的将军楼隔河相望,成为当年格尔木最豪华的建筑。现在的中山路和金峰路交界地带是当年的渔水河所在地。渔水河是蚊蝇的孳生地,在80年代的城市改造中已被填平变成公路。

    60年代的高原生存

    来自山东青岛的4000名知青,在“农建12师”中比重最大。

    在1965年10月15日的知青日记中,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这样形容到格尔木的感受:“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,天是晶莹而悠远的,地是浓厚而广博的。远处的雪山顶着银盔,土坯垒的窑洞式的土房小巧,若儿时的积木……从人群中善意友好的欢迎口号中听得出老高原是南腔北调的集成。还不待行进的队伍有准备,一阵黄沙被龙卷风吹起,竟然刮走了我身边一位女战友的显得有些大的军帽。彩旗也刮跑了,天呐!一股旋着黄沙、尘土的狂风,有些示威地从我们队伍掠过。人群中有人喊:老天给这些山东知青下马威了!”

    知青们在格尔木吃第一顿饭是当地的青稞面窝窝,李硕回忆说,“咬第一口没咬着”,因为黏黏的青稞面粘到了上颌。把难以下咽的窝窝往墙上一甩,硬硬地粘在墙上取不下来。高原气压低,80多摄氏度就开锅,蒸汽不热,再加上烧的是木柴,火头不硬,蒸出的馒头往往不熟还发黏。在格尔木,只有当“病号”才能吃上一碗面条。知青们有了经验后,回家探亲一般带来花生米和猪油,这两样经得起长途颠簸,挑点猪油往面条里一拌,就是一顿美味。

    这儿春夏秋三季河水充足,吃水不成问题,但冬天河水会封冻长达五六个月。每个连队都在院子附近挖一个大坑,河水快封冻的时候,引来水灌满一大坑,作为一冬天的水源。“刚开始,大坑里的水满满的,吃起来很自在,也不知道节约水。有时牲口没圈好,猪牛也跑进水塘里洗澡,一开始大伙还嫌牲口弄脏了水,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。”等天气更冷,就砸冰取水。

    青海的蚊子厉害,王沛东说,他们连队的记录是,戴着厚厚的手套,一巴掌下去拍死107个,他的个人记录是一巴掌拍死了64个。唱歌的时候,嘴巴一张开就能吸进去几只。刚去第一年,大家不知如何预防,女孩子脸上被咬得肿似冬瓜,过敏溃烂后留着黄水。只有等到中午高温或夜里低温的时候,才少见蚊子。高原日夜温差大,夜里低温蚊子蛰伏不出,倒是可以不用挂蚊帐。

    高原上的土路被知青们形容为“地瓜面”,人或车走上去,好像陷进了巨大的面粉团里,拖拉机开起来,两边的浮土像水浪一样高高荡开,什么也看不清。一旦遇到大风,人裹在浮土里,方向莫辨。徐曙橘记得她的一个战友出门办事,步行走到十几公里外另一个连队。遇到大风扬沙,人都快吹跑了,最后只得用蛇皮袋从头到脚把自己套进去,就地倒下,索性等风沙停了再赶路。

    待到“文革”一起,天下大乱,知青们的吃喝都成了问题。知青谭泽记得,连队由于断粮连吃三天煮麦子,吃进去啥样,屙出来啥样。到了冬季,缺水成了头等难题。大水坑里积存的冰吃完了,只好喝井里的苦水。这些含有害矿物质的苦水,红色的眼镜腿儿放进去,竟成了白色,可是周围几十里根本没有不苦的水。

    “文革”中,爱情之花倒是在这群近20岁的青年中开放了。大家这才想起来,当初安排他们支边时,男女是对半搭配的,1971年前后成了他们结婚的高峰期。

    知青生活与格尔木县城有着密切联系,结婚时买高压锅、暖瓶,还有日用品,一般骑马或搭顺风车到县城,平均几个月光临一次。比起“格尔木贸易商店”,知青们更爱去“西格办”的商场,“毕竟是专营商场,青海单位没有卖高压锅的,这里才有。高原上改善生活多吃罐头,这里才有好罐头”。知青到来后也刺激了县城消费,县城很快有了“军垦商场”,规模是老格尔木商店的两倍。

    高原特色: 哈萨克·去西藏·山东痕迹

    高原上的生活也自有它的趣味。不似如今牧民的定居生活,60年代的哈萨克人还散落在高原上,逐水草而居,偶尔也和知青打交道。女牧民要生产,知青卫生员半夜骑马下草原相助。哈萨克人对城里来的文化人非常尊重,路黎光记得,第一次去牧民家,男主人、主人父亲和女主人陆续来敬酒,每次敬酒必4杯。不胜酒力的路黎光本想推辞,主人们却非常不高兴,待到他一气喝了12杯青稞酒,变得不省人事。“后来我才知道,哈萨克人的4杯酒,前3杯是敬天、敬地、敬客人的父母,这些都可以倒在地上,我本人只用喝第4杯就可以啦。”

    哈萨克人豢养藏獒放羊,高原上野性十足的藏獒能够斗败几匹狼。“那可和现在内地养的藏獒不一样,对我们这些罕有的高原闯入者,它们可是相当大的威胁。”一次路黎光半夜下高原办事,经过一户牧民帐篷时,警觉的藏獒紧追不放,“我只有掏出手枪,慌张中几枪毙了它,不然我就有生命危险了”。

    而格尔木人一旦想到玩,首先的选择就是向南——去西藏。1967年“文革”串联时,梦想游历名山大川的李硕,和一个好朋友搭车去了西藏。对于荒滩戈壁上的人来说,出远门就得搭来往的顺风车,“进藏的货车司机也乐得有人陪伴,拦下的西藏运输公司的车就载上我们了”。从格尔木到拉萨的6天车程,沿途野生动物让李硕激动不已。一天他正在车上打瞌睡,突然车停了,抬头一看,“公路上一眼望去,全是密密麻麻的野兔,像蚂蚁一样多”。兔子追着吃前车漏洒出来的谷物,后车没法开动,黎明中司机打开了车前大灯,吓跑了兔子。而路途中常有远远经过的藏羚羊群,或有调皮的动物穿过公路,司机也就停下来让路。“那时藏羚羊真是多啊,感觉数也数不清,后来报道说它们成了濒危动物,我脑子里一想到当年路上看到的情形,就觉得难以置信。”

    近万名知青在格尔木长达18年的生活,使格尔木与山东的生活习惯发生了不少“交流”。祝杰、路黎光等几个知青在2000年重回格尔木时发现,如今格尔木鲜活的生活里,少不了山东人留下的痕迹。“格尔木人的餐桌上偶现海米、蛤蜊,他们舍弃了当年的小凳小桌,学知青那样用大凳大桌吃饭,开始流行高低柜等家具。”

    时隔三四十年,再次回到格尔木的知青,都惊诧于道路的宽阔、城市中心的膨胀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就在农场迅速地衰败废弃时,格尔木市区却在神速崛起。李硕说他现在经常梦里忆当年,真实的细节总在脑海里回荡。“1979年我还在农场学校当老师,万籁俱寂的草原黑夜里,当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开通,听到火车进入格尔木的第一声鸣笛声,我这个三十男儿的眼泪刷地落了下来。”

    知青们重返格尔木,总是在一起细数城市的点滴变化。如今“西格办”和部队的地理格局未变,但是汽车站扩建了,现在的格尔木在“河东”东南方戈壁滩上延展开,以火车站为核心,新建了格尔木炼油厂、钾肥集团等。市区内“小岛工程团”变化不大,50年代建起的商店还在营业,由两个山东枣庄留下的知青承包了,工程团退休“老兵”和知青们靠着几百元的生活费,勉强维持着生活。在距离市区30多公里的“河西农场”,路黎光发现自己1979年设计监造的水塔当地还在使用,知青们当年建的土坯房大多未变,只是从青海东部山区来的农民接替了回城的知青,依旧靠与盐碱地搏斗,获得高原生活的保障。2000年重返格尔木时,路黎光特意在街边一处旧景照了张相,“原来县城的那一溜商店、邮局什么的早没了,只剩这个小照相馆还在”。虽然小照相馆早已关张,破败的墙上有一个大大的“拆”字,对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的知青们来说,格尔木的每一处变化,“我们闭着眼睛也能数得清清楚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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